追夢與造夢：俞敏洪的向上生長
追夢與造夢：俞敏洪的向上生長
作為新聞記者、財經作家，張翼曆時6年跟蹤采訪報道新東方，寫成《俞敏洪管理日誌》一書。2009年11月6日，北京，中關村西區，新東方大廈9層貴賓室，俞敏洪接受了筆者的專訪。
現將訪談錄全文刊登。
張翼：為了寫作《俞敏洪管理日誌》一書，我瀏覽了你近10年以來幾乎所有的內部講話、公開演講、新聞報道，感覺中國古典文化對你影響比較深，比如讀《三國演義》，你通過分析劉備、曹操的用人得失與成敗，得出基本結論管理企業要在利益和人情之間找平衡。你在新東方最為混亂的時期把《三國演義》又鑽研了一遍，這本書對你性格改變、思想提升產生了哪些影響？
俞敏洪：其實不隻《三國演義》，《論語》、《老子》這些會聚中國古代文化成就的經典著作，對我都有很大的影響。我記得上中學的時候讀《水滸傳》的小人書，對情感與忠誠體會得很多。小時候在農村看到親兄弟為了一點小事打得不可開交，恨不得互相掐死；但一旦別人招惹了其中一個，兄弟倆立馬就會聯合起來和別人對抗，把別人製服後，哥倆再接著打。
北大求學的5年，我閱讀了800多本書，其中包括很多古典文學作品，印象比較深的是《三國演義》講述的諸侯並起、英雄聚義、爭奪天下的故事。經營企業之後重讀《三國演義》，我就總在想，劉備、曹操為什麽能成大事？劉備、曹操有什麽與眾不同的特質？劉備、曹操靠什麽方式凝聚一支經理人團隊？那些龍精虎猛的經理人為什麽對劉備、曹操格外堅貞和忠誠？此外，我還經常琢磨為什麽市井無賴劉邦能夠贏得天下而西楚霸王項羽卻自刎烏江？曹操的形象在小說裏被演繹成了亂世奸雄，真實的曹操其實並不能說是奸詐。曹操十分推崇《孫子兵法》，對《孫子兵法》有過詳盡的注解，我仔細閱讀過，獲益良多。我很喜歡、很欽佩曹操，曹操這個人意誌堅定，知人識人尊重人才，而且很會用人，知道把合適的人安置到合適的崗位，從而創造出了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大好局麵。曹操的雄才大略、戰略思維足以吸引天下英雄追隨他。
反複閱讀《三國演義》，我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利益、情誼、理想、目標，這些都是維係團隊、成就事業的關鍵因素。
1993年我和老婆創辦了新東方，後來我從海外請回了徐小平、王強，陸續趕走了公司裏的家人和親戚，實現了新東方從個體戶、夫妻店到現代公司的痛苦轉型。再後來，新東方在美國上市，很多人都說新東方成功了。可以說，新東方的成長和發展與我的個性息息相關。不過我做不了曹操，因為我的個性比較弱一點。我這個人，性情比較寬容、樂於容納，不會表現得特別強勢也從不獨斷，我喜歡傾聽朋友們的建議和忠告，我喜歡跟著朋友們轉。在新東方，我具有作為創始人的地位和權威，自認為在戰略判斷上一般不會犯錯，我的身邊也沒有諸葛亮來幫我判斷和抉擇。從個性上來說，我可能更像劉備。
張翼：你的博客文章，總是會讓人生發出一種深切的感動，總是會讓人體會到一種力量的傳遞。精神激勵、心靈勵誌是新東方以及你本人一直著力培育的一種精神氣質，這種氣質也已固化為新東方的一種核心競爭力，並且塑造了一群理想主義者致富的形象。但是從新東方離職的骨幹教師曾經不無激憤地指出，新東方成功地製造了理想主義者創業的假象。
俞敏洪：新東方成功地製造了理想主義者創業的假象這句話，是在新東方沒有實現既得利益的失落者發表的言論。精神激勵、心靈勵誌已經成為新東方的一種獨特文化。今天，對於新東方絕大多數人來說，新東方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家園。不過，理想主義是靠利益驅動實現的，新東方是我和一幫誌同道合的朋友創下的基業，即使是創業的最初階段也沒有出現過那種過分宣揚情誼，無私無我，極度理想化的場景。
我是理想主義者，但我不要求新東方員工和我一樣充滿理想主義。我承認，新東方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利益驅動為主體的。所有的理想都要靠人才去創造，而人才是需要利益實現去維係的。新東方能有今天，是拚死拚活幹出來的，是利益實現、情感維係、理想驅動的結果。新東方的理想主義不是理想化，我們的理想主義是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前提之上的，走向美國資本市場也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具體體現，如果沒有現實主義的考量，作為公司的新東方恐怕難以生存。
為什麽我每次去西藏都會感動？因為看到很多藏民窮苦了一輩子，為了一次朝聖甘願五體匍匐十萬計，一路磕頭磕到拉薩，然後帶著無比愉悅的心靈滿足離開布達拉宮。上市公司不是宗教機構，很難達到靠信仰支撐的境界，能做到理想感召就已經是極限了。經營新東方這些年來，我不停地向員工們灌輸一種價值觀和事業理想，我們的理想是不斷刷新的，比如近年來我一直以建立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私立大學的理想來鼓勵新東方員工。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並不矛盾，理想主義的實現可以依憑多個載體，比如你可以是非營利機構，你可以是私人化機構。這些年來，新東方的公司屬性不斷變化，從個體戶到合夥製再到股份製，但是對於我來說，從事教育事業的崇高感、使命感、責任感、道德感從未改變。（勵誌一生 孔子的《論語》講的都是向善與道德，但是孔子並沒有講如何懲戒惡的行為。很多官員都會背誦《論語》的章節，但是不少人都成了不折不扣的貪官。所以我對肅貪非常支持。沒有規矩的話，文化無法真正弘揚，道德也會淪喪。
張翼：新東方的經營團隊、業務團隊，如何達成自由精神與職業精神的諧調？這樣的問題，在你看來是否是新東方最為棘手的管理問題？
俞敏洪：自由精神與職業精神的契合，確實是我思考比較多的文化和管理問題。做事的時候，我會盡量多地在站在對方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繼而向著盡量符合對方期望的方向去作出決定。新東方的日常管理上，我幾乎從來不用強製性、指令性的詞匯，比如你必須這樣你照這樣去做。我經常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性格比較柔弱，新東方的員工大多都知道。我在處理公司內部事務時權衡得比較多，讓步得比較多，但所謂的柔弱並不意味著我沒有原則，缺乏決斷力、判斷力。有時候也會因為過多考慮情感因素、現實境況，影響了做事的策略，但做事的原則我是堅定不移的。如果在員工心目中，老板是一個軟綿綿的形象和做派，很難管理好企業。這些年來，我覺得自己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是在員工、學生、公眾心目中打造了一個積極、正麵、陽光的個人形象。
自由主義精神是一種思想境界，並非是指在行為上為所欲為、無所顧忌。按照盧梭的說法，人是生而自由的，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隻有身受束縛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這是我在雪地上滑單板時的感悟。作為個體，你可以叛逆，但是身處機構之中，你心生太多叛逆那絕對是不允許的，個體的自由不能危及組織的安全與健康。我堅決支持授課教師們的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獨立思想，但是，如果放縱8000名授課教師追逐自由化，新東方的存續就會麵臨巨大挑戰
張翼：如何在總部集權與區域分權之間實現製衡？如何在全國市場的標準化方麵與區域市場的個性化方麵實現平衡？這兩個問題幾乎是所有公司從區域性向全國性躍進的共同難題。新東方也曾經一度積極試驗、勇敢改良，到現在為止，有沒有尋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和管理方式？
俞敏洪：目前新東方在全國範圍內擁有43個分校，集權與分權，在新東方是統一的。人事權已經放給了分校負責人，我隻負責各地分校校長的任免。財務權還控製在總部，但是絕大部分經營權已經下放到分校，對分校的要求是必須與總部在戰略、目標、文化等方麵保持高度一致性。周成剛是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常務副總裁，43個分校的項目、業務條線歸他管轄；陳向東是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高級副總裁，43個分校的經理人歸他管轄。我把這種管理方式定義為矩陣式管理模型。周成剛、陳向東是我最主要的助手，我負責新東方整體的係統建設與戰略規劃。這種管理模式還會不斷演變、繼續調適。
一線城市的布局早已完成，這些年新東方一直在往二線城市突進，二線城市是最需要夢想和教育的地方。二三線城市，我們會采取連鎖授權的方式經營。長期以來，我們對連鎖經營非常謹慎，在二三線城市的連鎖，也隻是少兒英語、中學課外輔導的品牌授權連鎖，新東方提供資源支持和匹配。
早年間新東方進行組織體係改造時，我是把總裁的位子讓出去了的，那一時期，總裁辦公會、董事會我參加得都比較少。放權的苦與樂，我都是經曆過的。很多老板為什麽不敢放權？因為他會在心理上產生失落感。關於放權，我沒有猶豫。放權，不會對我的個人形象、個人地位產生任何影響。長期來看，放權是一種必然，然而放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這些年我一直在強化人才梯隊建設。放權之後，公司要穩健前行，不能產生業績滑坡，這是放權的前提。目前來說，處於放權和集權的中間狀態。對於新東方而言，精神上對我的依賴是日見強化，管理上對我的依賴是逐漸弱化。
張翼：對於細節，你一直非常敏感、格外在意。細節的過分幹預，是否也會在客觀上造成放權授權以及宏觀戰略問題的擱置？
俞敏洪：凡是白手創業的人，都會對細節非常在意。據我所知，史玉柱對自己的要求是把網絡遊戲的細節做到變態的地步。關鍵的問題是，一旦放權之後，你必須要從細節中超脫出來，不要越位去和別人搶權。這種情況以前出現過，下屬們對我也有意見。我已經學會了從具體事務中自拔，比如今天在長春召開新東方分校校長會議，我拒絕了邀請沒有過去。如果我去了，我的講話會影響其他高管的決策。
讀EMBA對我沒有任何意義，我手下的高管有博士也有EMBA，財務報表有CFO幫我打理，數據分析有人幫我解讀，我覺得我不需要再沉浸到那種具體的操作與管理中。我是董事長兼CEO，我的管理應該立足指導層麵，而不是應用層麵。戰略設計不是學EMBA能學到的，我一直想讀個哲學、社會學、教育管理、倫理學之類的學位。
新東方如何才能活得好？要做國家教育拾遺補缺的事情，不要和國家教育去搶飯碗，比如學前教育、課外輔導、英語培訓這些都是為了和國家教育打配合。
經營企業，如果看不到細節的話，也會很糟糕。問題在於，你是插手到細節裏麵，讓係統癱瘓，還是發揮係統的作用，把自己從細節中超脫出來？對於我來說，大部分細節事務都能夠超脫了，假如我辦公室的電燈壞了，我還會去鼓搗鼓搗，因為好奇好玩。
張翼：1993年創業至今，新東方以及你本人經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難。很多與新東方同期甚至更早創辦的教育企業不可避免地成了犧牲品，周期律似乎已經成為大多數中國企業的宿命。商業實踐離不開對企業家精神的解讀與塑就，暗合商業規則的企業家精神尤其重要。你如何定義和理解企業家精神？
俞敏洪：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企業意識和企業家精神。創辦並且管理著新東方，我現在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新東方的管理需要規矩。我對任何宗教都沒有虔誠的皈依，但是我對佛教弘揚的積極向善、期待來世的思想很推崇。當然，我期待的是明天，而不是來世。既然有今生今世在這裏，不就是老天賜予的最好禮物嗎？認真、謙卑、努力地過好每一天，就是我的信念。
在我看來，所謂企業家精神，和劉邦、朱元璋打天下的精神是一樣的，都是要無中生有、拚力闖蕩出一番屬於自己的天地，企業家一定是具備英雄主義情結的。做大事者，必有義氣，必有膽略。企業家之間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與支持，那也不是企業家精神。襟懷坦蕩的企業家，敢於向公眾坦白自我，勇於向公眾展示個性。王石、牛根生、馬雲、史玉柱我都很敬佩。坦率地說，和王石他們相比，我不認為自己是企業家。
企業家就要敢於迎接失敗和責難，公眾對於企業家的抨擊和苛責，都是正常現象。仁者可以做不仁之事，不仁者做不了仁者之事，這是我對《論語》中一句話的解讀。身為企業家，假如你是個仁者，偶爾做了點不義的事情也可以被原諒。如果企業家本身就是不仁義的，想要漂白自己也是一種徒勞。很多企業家內心的糾結，是因為很多事情無法漂白。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從事教育事業是一種幸運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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