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就是掙紮 　　　　　　　　　　　　　　　　　 　　 作者:王小妮
　　　拚未來

　　我所在的這所海島學校錄取了很多的農民之子，我粗略計算，連續幾年都超過一半。

　　課上讀了食指的詩歌《相信未來》，那天中午，有個女生隨我離開教學樓。她問我：老師你相信未來嗎？我得實話實說，我說：我不信。她說：我信，我什麽也沒有，隻有拚未來。這是個湖北姑娘，父親在北京打工，老家還有弟弟在讀書。和她分手後，我想到一年前，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編輯跟我說，他雖然每接到老家人的電話，都會叮囑要供孩子讀書，其實自己也知道這已經不是心裏話，他家鄉也在湖北，他們那兒稱呼剛畢業的大學生廢人：苦活累活技術活都幹不來，做什麽都不會，白花錢白念書，不就是廢人嗎？

　　　進大學後才看了第一本不是教材的書

　　兩年前我教過的學生盧小平來做客，他大三了，從大一起一直在肯德基打工。坐了兩小時，幾乎都是他在說，我在聽，說他在肯德基打工一年多的各種趣事，他騎什麽樣的電動車去送外賣，配有什麽樣的頭盔，遇到什麽樣的顧客，善良的女人和無理的富人，平時怎樣考核晉升，集體組織的旅遊。他說，老師我這下知道了，旅遊就是坐車到一個地方下車轉一圈，再坐上車回來。這個貧困家庭出來的孩子，在這次出遊之前是沒有過旅遊的。我實在沒想到，在一家快餐店裏見到的瑣碎細節對於這個鄉下來的孩子，會這麽盎然有趣。我問他晉升沒。他說提前好幾天就背題了，最後還是沒考上。老員工提醒過要送禮的，但是盧小平說他不想那樣，不想學那個，他說：這個我還是堅持，即使沒錄取也不抱怨。起身離開前，他忽然抱歉說：怎麽全是我在說呀，說得太多了，耽誤老師休息了。盧小平是帶了禮物來的，兩包當地的茶，非要給我。我說你怎麽能帶禮物呢？其實我不該說出禮物兩個字，這讓他有點不安，連說幾遍：是我奶奶說的，看老師不能空著手，是看老師嘛。不知道他奶奶是個什麽樣的老人，不知道他老家江西是不是也供著天地君親師的牌牌。我知道這個學生平時沉默靦腆，他來做客或者就是想說說話，自由流暢快樂地表達。兩小時裏，他一句都沒談到在學校看了什麽書聽了什麽課。

　　連續做了5年問卷調查，關於課外閱讀一項統計，被讀到最多的是早已離世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而一個大二學生說，進了大學她才看第一本不是教材的書：王朔的《千萬別把我當人》。我接觸的這個大學生群體，跨過了人生的18歲，已長大成人，在來大學之前幾乎沒有課外的閱讀，他們的意識裏灌滿了教科書，甚至連中國鄉間千百年來形成的鄉規民約、最簡樸的道德傳輸也缺失了，空了巢的鄉間沒有嘮叨，沒有戲台，沒有族群間的溫暖和約束，有說服力的可信賴的道德對他們是空洞狀態。所以才有學生在看過好萊塢的《聞香識女人》後，說那個中學生很虛假，保送哈佛，這麽大的誘惑誰能放棄，告密又有什麽，要保護的又不是家人朋友。

　　年輕人的價值判斷標準已經一路混沌一路後退，隻剩了本能，既有本能的嫉惡如仇義憤填膺，又有本能的趨利避害實用哲學，刀槍劍戟，該用哪個操練哪個，不覺有矛盾。

　　一個女生興致勃勃去上海看世博，回來對我說，原來沒怎麽見過紅綠燈，到上海嚇得夠嗆，那麽多人啊，很怕看錯了燈。中國的12年基礎教育，沒有課文和老師告訴鄉村的孩子什麽是紅綠燈，這類常識都缺失，怎麽能去要求他們有完整的價值觀和判斷力？

　　　活著就是掙紮
　　曾經讓學生討論一條新聞。我問，如果你目擊了一個事件，你知道事實，在需要站出來作證的時候，你是選擇沉默還是說出真相。兩個班的學生反應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裏頓時安靜，神情僵住，鴉雀無聲。

　　下課後，一個女生對我說：老師，出來作證的人比死了的還慘。

　　另一女生說：我得問我爸爸，他讓我說我就說。

　　而大二那個班級曆來踴躍，聽我一說，立刻有三分之一人攢動舉手：要說真相！

　　我對剛放下手的他們說：請你們設身處地，我相信真的事到臨頭你們會害怕，當舉手沒有絲毫風險的時候，這選擇不難，而堅持正義必定有風險。一個人的本性裏有害怕，同時也敬仰正義和英雄，和後者比，害怕更該是人的常態。現實往往以理想主義的失敗收場，因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這個更真實，眼下的你們隻要堅信，這世上是存在對和錯的。

　　另一次，我在課上說活著就是掙紮，沒幾天，收到學生短信問，怎樣才能找到表達活著就是掙紮的場景，她要趕作業。現在這同學已經畢業，曾經想回廣西老家，在首府南寧找份工，離鄉下的父母近一點，但她父親不同意，說你不要回來，回來我們幫不上，你就要到外麵闖，她在海口找了份工作。大學四年，父親從不主動給她電話，父親對她說得最多的就是：沒啥事掛吧。她一工作，父親總來電話問這問那。她跟我說，這回明白活著真是掙紮了。

　　9月，我買了幾本書分發給他們自願傳遞閱讀，10月，有一本書已經默默無聲地傳回到講台上，並沒收到一個人的閱讀反饋。讀書重要還是吃飯重要，吃飯重要；義憤重要還是吃飯重要，還是吃飯重要。

　　他們正在努力向前看，發現看不到路徑，而很多來自鄉村的學生還沒有意識到，一旦把戶口遷到大學，再想遷回去做農民已經不可能，曾經他名下的土地被收回了：你念了大學，變成吃紅本的，是國家的人了，戶口隻能落在鎮上。出來四年，土地沒了。所以，真正的問題也許不是寒門是否出貴子，而是寒門無退路。

　　他們是懵懂著靠本能長大的一代，沒有一份工作等著他，他就心虛得很。在這種狀態下，讓他們選擇無所畏懼地去扞衛理想，不真實，甚至不道德。至於想擠進公務員係統，在我所接觸的學生中很少有人動那念頭，那是一線名校的事兒。他們有份工就行，月月領得薪水就行，與其讓他們擔當，不如先等他們找到飯碗。在揾食的過程中，等待擔當的自然發生，讓我看，幾乎是必然會發生。
　　　　　　　　　　　　　　(蕭然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0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