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探尋中國教育問題解決之道
2012年4月22日，第二屆新東方基礎教育高峰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教育界專家、學者，以及全國各地一線的優秀教育工作者齊聚一堂，與數百位家長及數十家主流媒體代表，分析2012年高考命題趨勢並研討備考策略。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俞敏洪應邀出席論壇並講話，以下為講話全文：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不是基礎教育的老師，盡管新東方有一所5000人的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三的基礎教育學校——北京新東方揚州外國語學校，這所學校是我10年前希望對素質教育進行實驗的一所學校。現在看來，這個實驗並不是很成功。對於我來說，並不是真的想要去做一所純粹的像現在公立學校一樣的基礎教育學校，我比較感興趣的是能否把現在的一切圍著高考指揮棒轉的局麵和學生的素質教育結合起來，這其實是中國教育現存的一個重大問題。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答案，也就意味著這所學校把高考與素質教育結合得還不是那麽好。
中國教育體係需解決三大問題
怎麽解決中國學生的素質教育這個問題很重要。中國學生的學科教育，毫無疑問做得是非常不錯的。但是，如果把中國學生的綜合素質在全世界排名的話，從德育素質到美育素質到體育素質，應該不會比中國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的排位更高。中國現在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排到了第二位，中國教育總量，大學生的總人數和中小學生總人數在全世界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國大學生的人數已經超過了美國大學生的人數。但是，我們的人均素質，如果有這樣一個統計的話，應該是排在全世界倒數的。我們非常痛苦地看到，中國的素質教育，自從解放以後到現在的60多年時間，進步並不大。按說中國的數學教得那麽難，本來數學領域的主要獎項很有可能是在中國的，但非常可惜，我們幾乎一個都沒有看到。中國的學生物理和化學水平也相當高，但是我們也沒有發現諾貝爾獎得主。中國的文學功底、語言功底，從古代的古文到現代語言的發展以及中國人學習英語的能力來看，原則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應該在中國，可惜的是我們也沒有看到。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體育方麵，中國的體育比賽，包括大學生的體育比賽，都是那些從小就進行訓練的運動員參加，而我們發現，很多到中國來參加奧運會的美國運動員，他們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的學生，他們參加奧運比賽隻是他們的業餘愛好。所以，中國的教育現狀在某些方麵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問題一：學生素質問題
中國現在的教育體係，我覺得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是學生素質問題，我覺得主要來自幾個方麵的原因：
第一是社會體製問題。中國的社會體製應該為中國孩子教育的失敗承擔非常大的責任。由社會體製問題引發的社會問題，比如說誠信問題、貧富懸殊問題、城鄉差距問題等，都要為教育問題承擔責任。
當然，製度改革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事情。比如，高考製度的改革真的不太容易完成，因為它跟所有的其他製度弊病都連在一起。高考製度之所以不能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國誠信體製沒有建立，中國誠信體製之所以沒有建立是因為中國監督體係沒有建立，中國監督體係之所以沒有建立是因為政府的很多行為還沒有受到監督，所以它是連在一起的一體化問題。我認為中國未來的任何改革都要以體製改革為基礎，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否認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也不意味著我們要否認現有政策中的那些合理因素。但是，如果不改變的話，我們未來的教育是沒有希望的，因為我們未來的教育關係到今後30年中國能不能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政治強國、文化強國，以及科學強國的問題。不要以為一個近14億人口的國家就能強大，要知道人口並不構成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什麽才能構成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是這個國家的國民所擁有的素質。
第二是由體製問題所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學校問題，也就是學校的管理結構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的教育體製一個重要的考核標準是校長行政化考核，老師是按照學生進入好學校的比例來考核。對校長的考核不是學校的學生素質有多高，也不是由家長和老師來對校長進行考核。我們屢屢發現老師都很反感的校長，卻從校長的位置上走上了教育局長的位置；我們發現很多受老師擁護的校長，最後反而當不成校長了。校長的崗位由這麽強大的行政化體係來決定，這種情況是非常可怕的。行政化體係有一個重要特點是下級必須服從上級，而教育最重要的必須是上級永遠要傾聽下級的聲音，並且按照下級的要求來辦事，這就是為什麽必須大學教授治校，教授選校長的重要原因。
在中學，原則上也應該是老師來選自己的校長，但中國在這方麵是很難改變的，不改變所帶來的後果是中國被教育的孩子們，真的會一代不如一代。校長是教育的靈魂人物，如果校長都不關心孩子的成長，隻關心自己的官位，請問這個學校情何以堪？當校長都沒有權力去反對上級教育機構所做的任何荒謬決定的時候，請問教育還怎麽走？
幾年前在江蘇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一輛大巴車帶著學生去春遊的時候翻車了，傷了不少學生。教育廳第二天就向江蘇省教育係統發了一個通告，嚴禁任何學校組織學生春遊。這是一個如此荒謬的決定。學生的安全不是靠這種行政命令來解決的，就算坐在教室裏，還會有地震呢。當時，北京新東方揚州外國語學校剛好組織第二天去千島湖春遊，校長接到這個通知後就問我：俞老師，怎麽辦？我說：照常出發。第二天，幾十輛大巴浩浩蕩蕩出發。半天不到，我就接到了教育局的電話，說俞敏洪你能不能不在這個時候跟我們對著幹？
我在讀嶽南的《南渡北歸》的時候，有很多感動。這是一本教育工作者都要讀的書。《南渡北歸》講了20年代至70年代中國一代大師級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政治局麵下的命運和歸宿，如：王國維、梁啟超、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這一批大師們的命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教育即使在抗日戰爭西南聯大的時候，也比今天更加像教育。我在裏麵讀到大師劉文典的故事，真的讓我很感動。劉文典在1927年至1928年擔任安徽大學的校長，剛剛當上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非常趾高氣揚地跑到安徽大學去考察，對劉文典指手劃腳，而劉文典就是不聽，蔣介石說一句他就頂一句。蔣介石覺得自己特沒麵子，一生氣抬手就是一巴掌，打了劉文典。但劉文典更加不買賬，一腳踹到了蔣介石的褲襠，蔣介石被送到醫院，兩個星期才出院。結果，全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聲援劉文典，蔣介石出院以後一句話都沒有。劉文典一直待到解放，蔣介石也一直把他當作一個獨立的再也不敢碰的知識分子來對待。
當然，當時的情況我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說的是，盡管蔣介石並不尊重劉文典，但至少蔣介石後來沒敢再動他。意味著知識分子是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一個國家知識分子有地位了，才能使一個國家有良知。為什麽？因為知識分子是代表良心和良知的，當一個國家已經沒有了良知和良心或者知識分子已經墮落得不知道良知和良心是什麽，說明這個國家是有嚴重問題的。
我們可以看到，從校長到老師，有一些人的良心和良知都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現在一些老師在做著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一邊從家長手裏拿紅包，一邊在教室裏教導學生要大公無私；第二件事情就是有一些老師在教室裏不喂飽學生，而把學生拉到家裏，進一步收錢喂飽學生。當然，這些事情的背後不全是老師的原因，比如說老師的工資待遇不夠，社會變遷太快，使老師的地位缺失。人一輩子隻追求兩種東西：一方麵是一定的經濟條件，作為老師我們並不追求絕對富有的經濟條件；另外一方麵是充分受人尊敬，而這一點是中國老師嚴重缺失的。我們有時會進入一種糾結狀態，不知道是家長對還是老師對，就像在醫院裏發生的事情。有些人建議醫生穿防彈衣去上班，這到底是醫生的錯還是病人的錯？
第三是家庭問題，家庭的問題直接導致了一部分學生的素質問題。中國的家長教育孩子時有一個毛病是把孩子當寵物養，因為就一個孩子，把孩子當寵物養帶來的後果就是孩子像寵物一樣長大。因此，在一個人成長中的幾個要素就會嚴重缺失，包括規矩，我們現在的孩子有規矩的很少；包括健全的家庭要素，父母雙方對孩子共同培養的要素嚴重缺失。
在中國有一個現象，尤其是在男孩子中間，娘娘腔的男孩子越來越多。前兩天，武漢有一個報道，叫做偽娘團表演，就是一幫男孩子把自己打扮成女孩子在舞台上表演。現在的男孩子怎麽這麽喜歡成為女孩子呢？這是由於男人在外麵打拚、女人在家裏養孩子帶來的問題，母親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待的時間太久，以至於男生的女性化特征明顯。當然，我說這話沒有任何偏見，我隻是覺得如果男孩子們從整體上缺乏陽剛之氣的話，說明教育是有問題的。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我兒子和我老婆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有一次，我帶著兒子玩，在路上看見地上有一隻蜘蛛，他就像女孩子一樣呱呱大叫，把我給氣得一腳就踹在地上了。其實，陽剛之氣還不是說你的身體健壯，而是精神上和靈魂上的，像我這樣的身材顯得有點兒瘦弱，但是我覺得我是有陽剛之氣的一個人，因為我一想到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景象，就會很激動，我覺得男人就應該有這樣的感覺才對。
中國的家庭教育，很多父母在培養孩子過程中都有缺失。現在連養寵物都要培訓，培養孩子難道不更應該培訓嗎？現在中國的父母因為一家就一個孩子，我們的家庭教育到底應該是怎樣的？這已經成了一個大問題了。新東方創辦了一個家庭教育研究與指導中心，就是希望在家庭教育這方麵共同探討，給予家長一些指導。
就剛才我講到的體製問題、學校問題和家庭問題，帶來了中國學生麵向未來世界競爭的素質嚴重不足，以及教育者本身素質不足的問題，這關係到一個民族的氣質和氣概。當然，我們也欣喜地看到80後、90後中也有一批非常優秀的學生，而且我也相信這些孩子一旦給他們獨立的天空，他們能夠迅速地成長起來。但是，我們不要等到他們30歲，有了獨立天空再去成長，我們應該讓他們從小就知道什麽是素質。
談到孩子的教育，就不能回避高考問題。我跟教育係統的人反複探討過高考改革問題，大家最後的結論就是沒有辦法，之所以沒有辦法是因為中國的誠信體係問題沒有解決，特權問題沒有解決，學校的獨立權問題沒有解決，高考問題就解決不了。而且，高考現在是中國惟一的可以說是公正的一個考試，至少完全沒有背景的農村孩子隻要考出高分，就有可能進到北大這樣的學校學習。
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北大的學生中純粹農村人口占到了35%。而現在對外公布的北大的學生中的農村人口占到15%。真正邊遠地區的農村孩子，像陝西邊遠山區的孩子在北京已經幾乎找不見了。
在參加今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我就說，未來中國有沒有可能把高考外語的考試分數從整體重要性上往下降，比如說總分降到80分，且難度下降，讓農村孩子和城裏孩子外語都能考到80分。為什麽？因為我到農村去調研的時候發現，語文和數學，農村孩子自學還能夠跟城市孩子比拚一下，因為農村老師教語文、教數學的能力問題不大，有的農村老師教語文的能力不比城裏老師差，因為他們在農村的時候讀一些古書，城裏的老師反而不讀書了。但外語不行，農村老師講的外語我基本聽不懂，這就意味著有問題了，關鍵是讓農村孩子自學外語，從設備到資源跟城市孩子根本沒法比。所以，農村孩子在參加高考外語的時候，如果真是在農村中學上學，外語分數平均低於40分應該不是誇張的數字，這一分數足以把原來可以上一本學校的學生一下拉到三本，甚至大專。所以，我就說能不能把高考外語考試水平降低。盡管中國人的外語水平普遍還需要提高，但是在這種門坎性的地方，決定孩子命運的地方真是不一樣。
講到中國古代的學習，科舉考試比現在更體現城鄉公平。為什麽？因為古代的科舉考試有一個特點，就那幾本書，不管你住在什麽地方都能看到，鄉村的私塾老師都能教，所以我們會發現為什麽古代一些優秀的學者都是來自農村。胡適來自安徽農村，蘇東坡來自四川農村，毛澤東也是來自湖南韶山，一個美麗的農村，當時是一個連路都不通的農村。清朝最後改成了現代學製以後，所有的學科都必須到城裏去學，導致農村那些已經努力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知識分子一下子沒有了出路。學了十幾年，取消了科舉考試，突然變成了考數學、物理、化學，可是在農村沒有地方學。所以說，清朝被推翻其中有一個原因是考試製度的改革。
問題二：中國教育嚴重不均衡
農村教學和城市教學的城鄉差距，導致了中國教育的不均衡問題。一是城市本身不均衡，本地不均衡；二是城鄉之間的不均衡。在同一座城市中，優質教育資源會偏重分配到優質學校，基本上一所好的中學，如果一年投入一個億的話，普通中學能投入1000萬就了不得了，到農村中學可能就是100萬了。錢的投入就意味著教育資源的增加，所以，越優秀的學校就越優秀，越差的學校就越差。學校的好與壞與老師的教學質量盡管有一定關係，但是真正的問題來自於投入的多少。有些名牌學校有一個特點就是政府領導的孩子在裏麵學習，政府就會額外照顧這樣的名牌學校，以至於不斷調動資源來支持它。
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是有錢人的孩子，不管孩子是否聰明，都能夠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而普通老百姓，包括很多老師在內卻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未來的教育所在。這樣就會讓所謂的精英階層不斷集中，在社會上逐漸會形成一個幾乎沒法破解的利益集團。最後帶來的結果是社會的差距越來越大，有可能影響社會的和諧和和平發展。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在中國企業家年會上講的一段話，如果中國的商人和政府官員進行權錢交易，通過政府調動資源來做生意，它所帶來的最大惡果是做生意不是站在一個公開的、平等的、機會均等的舞台上競爭，就不能形成中國真正的商業環境。我對企業家發了一個倡議，就是要做離商業文明盡可能近，離特權、離暗箱操作盡可能遠一點兒的事情。我們不要忘了中國未來最重要的希望之一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的商業社會。中國農業社會已經改變了，種族社會已經被消滅了，政治力量在政權替換的時候起到重大的作用，在和平發展時期，民間力量是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中國的民營企業現在提供了中國就業人口70%以上的工作，占到了國家GDP的60%左右，占到了國家財政收入的65%左右，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但還遠遠不夠。商業發展其實能夠推動社會一係列規則的建立，比如說誠信體係的建立。我們說商人無商不奸，商人見錢不要命，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把權力和商人分開，商業就不得不誠信。比如說現在的毒膠囊事件、蘇丹紅事件，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行為，是因為政府處罰不力，和地方政府保護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對我們來說，商業文明或者說商業社會包含了一係列的現代社會必須擁有的原則：平等交易原則、契約公平原則、公開透明原則、資源共享原則、市場競爭原則等。對商業社會這些原則最大的破壞力量就是錢權勾結，純粹靠商人來規範中國社會是不行的。那麽，靠誰來規範中國社會呢？當然，一是政府的力量，還有一個就是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教育不均衡，城市之間的教育都不均衡，更何況是城鄉之間的資源不均衡。看看這一次校車事件，鬧了半天，不信過幾年再看，恐怕農村該用拖拉機送孩子上學的還會用拖拉機送孩子。我回到家鄉，因為撤點並校這個政策已經好多年了，從小把我培養起來的那個小學在一個古廟中，徹底被拆光了，原來還有一棵古樹，古樹被鋸了，學校前麵的小河也被填了。學校撤到鎮裏以後，這些農村孩子們就要過好幾條河，還要沿著田埂走半個小時。這些孩子的安全問題怎麽解決？我回到家鄉以後發現孩子坐手扶拖拉機去上學時，就坐在拖拉機的車幫上。這讓我想起了小時候，我也是這麽做的，一點兒危險的概念都沒有。小孩子坐在車幫上，兩隻手扶住拖拉機下麵的抓手，隻要手不小心一鬆開，拖拉機再一顛，翻下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想的是，未來校車會有嗎？就算國家給了校車，司機的工資誰付？校車如果被挪做他用，誰來監督？
問題三：政府對於教育投入不足
第三是政府對於教育的投入不足，以及對於民間力量涉獵教育的投入鼓勵不夠帶來的問題。
均衡教育其實也包括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互相之間的均衡關係，一個優秀的教育體係，大概應該是公立教育占到60%左右（中小學教育占到80%左右，大學教育占到60%左右），而民辦教育必須占到30%至40%。在美國，中小學私立教育占到了40%，大學教育幾乎占到了50%；日本的比例大概要低一點。我國在解放以後，私立學校一下子被沒收了。現在很多有名的大學，包括全國各地的一些優秀中學原來都是私立學校。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允許民辦教育出現，但是民辦教育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真正的民辦教育應該是用社會捐款集資來運行，並且絕對不以賺學生的錢為目的。現在在中國，能夠按照這個標準去辦中、小學和大學的幾乎沒有。中國的民辦大學，按照現在這個辦法，就不可能跟公立教育進行比較。中國的公立教育收學生的學費隻占到了整個學校運營的50%左右，而中國的民辦大學是100%，還要盈餘20%、30%作為第二年的發展經費。中、小學要稍微好一點點，但是中小學要想辦真正的民辦教育，比辦大學還難，原因是中、小學的最終目的是要考大學，而考大學已經在社會體製中形成一個固態，大學的優秀生源已經被當地排名第一、第二名的中學瓜分。
以北京新東方揚州外國語學校為例，現在小學招生忙不過來，初中招生也忙不過來。中考一結束，排名前50名學生原則上應該是留在本校，但卻幾乎無一留下來，全部都到揚州的公立學校去了。為什麽？因為那個地方畢竟每年有十幾個到北大、清華去的學生。所以，我們就是第一場麥苗割完以後，把底下的麥苗再讓長起來，這樣太難了。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培養的最好的學生是複旦、南京大學的學生。
不過，我還挺驕傲的，北京新東方揚州外國語學校當年投了3億元，10年過去了，所有盈餘都在繼續裝修校園，繼續種樹，繼續增加體育設施。這是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民辦教育、私立教育要做起來太難了。可以嚐試一個辦法，就是政府把其中一部分高校和中、小學拿出來轉為私有化。為什麽這樣說呢？
第一，公立學校私有化以後，後麵的錢就不用政府出了，政府不用每年在裏麵再補貼多少錢。哈佛大學收多少錢，美國哪屆政府管得了？哈佛大學短短十年，學費從兩萬多漲到五萬多，許多家長不還是拚了命想要把孩子送進去嗎？因為它的教學質量在那兒。教育公平是公立學校幹的事情，私立學校幹的是精英教育。
第二，中國教育的第三大問題是私立教育的不夠發達，以及公立教育投入還是不足。比如說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4%的問題，我在四年前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到了4%，今年政府承諾4%要完成。但是，我個人認為非常難，中央政府能完成，地方政府呢？地方政府現在的財政收入在減少，而地方政府首先要滿足自己的需求，最後才會是教育。我讀《南渡北歸》這本書時，有一個故事讓我非常有感觸。當時的四川軍閥叫劉文輝，是我們小學課本中讀到的地主惡霸劉文彩的弟弟，下了一個特別簡單的命令，隻要看到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的房子修得好，縣長當場槍斃。後來他下去視察的時候發現，所有的學生都在特別好的房子裏。縣政府在哪兒呢？在土坯房裏，縣長死活都不敢住在好房子裏，因為一住到好房子就被斃了。據說那十年四川的教育蒸蒸日上。可惜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即使是最貧困的縣，也是一棟政府大樓拔地而起；而孩子們的教學樓，地震稍微搖一搖就倒下來了。
所以，中國的教育弊病遠遠不隻是一個高考問題，是體製的問題，是體製的改革問題，以及我們在這個體製當中怎麽樣推動的問題。我不是搞基礎教育的，有時候內心希望堅持的東西也不是很堅定地堅持。新東方主要做短期培訓，也是需要掙錢的。但是，我特別希望新東方不管幹什麽，都要留有良心和良知。所以，我會很認真地對待新東方家長、學生的投訴，凡是被投訴的新東方所屬機構都會受懲罰。但是，新東方離素質教育還有很遠的距離。今天這個講話，也是提醒自己和新東方不要離教育的本質太遠。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