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用商業力量推動中國進步
用商業力量推動中國進步
——俞敏洪在首屆中國企業領袖力年會上的講話
大家好！
這兩天講話比較多，該講的話已經講不少。我還是很興奮這麽多嘉賓從各個角度來闡釋領袖力，尤其是商業領袖力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從中國傳統意義到西方的西點軍校，到對於中國政府和企業以及企業家的關係態度上，我們一直在尋求一種未來中國發展瓶頸的突破，以及中國長治久安這種渴望或者需求的解決之道。
中國其實已經遇到了千年難得的繁榮盛世，我們非常慶幸生活在強盛的時代，我們在座的很多人眼見中國從貧困、封閉的狀態走向改革開放，走向中國今天在世界經濟和市場中的地位。這個過程中我們充滿驚喜，不過心中也有一種擔憂。這種擔憂可能是飄浮在我們上空的大大問號，這個問號就是這種繁榮到底能持續多久？經濟因素作用於政治，政治以更大的反彈力作用於經濟，企業家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其實更加希望自己能夠參與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以及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發展，為未來更加公平和市場化的發展空間爭取更大的保證。大家直覺意識到如果中國經濟發展，而商人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安全感不能保證的話，可能現在的繁榮就像中國曆史上五千年不斷重複的那樣，一切都將會是曇花一現和過眼煙雲。
這也正是現在中國很多論壇也是今天論壇的一個主題。剛才錢文忠講到了中國傳統商人的地位以及為什麽中國商業社會從來沒有形成的一些重要原因。在我研究世界文化的時候，我發現世界文化總會有這樣一種現象，這個現象就是任何一個世界文明的繁榮，都是以商業開始，以文化的繁榮為頂峰。我們從古希臘文明就可以看到，古希臘的文明繁榮來自於地中海地區希臘和周邊民族的貿易，甚至不惜代價掠奪財富帶來的這個地區財富的增加，財富的增加導致了知識的發展、創新能力的發展，結果是文化和文明的繁榮。我發現這樣一種循環，先是做生意，做生意帶來社會繁榮，社會繁榮帶來文化繁榮，如果做生意的模式可以持續下去，文化也會不斷出現新的偉大局麵。如果一旦出現戰爭或者出現某種統治和意識形態導致商業文化衰退，所有文化文明就會終止。
古希臘文明是這個模式，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從英國開始，英國財富積累是靠貿易和掠奪雙管齊下，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貿易以及用鴉片進行的貿易，帶來中國和英國的戰爭，英國的繁榮是靠掠奪性貿易來的。英國開始確實為商人奠定了一個地位，這個地位來自於英國大憲章，政府包括國王在內，不能隨意對商人或者貴族征稅，必須通過貴族聯合起來同意，國王才能征稅，從此限定政府或者限定國王可以隨便傷害商人的權力。這也為什麽導致了西方後來能夠發生工業革命、商業革命、信息革命，到現在還可以持續不斷的商業發展。
美國更不用說了，美國開始就是鼓勵做生意的，美國和英國的戰爭也是因為做生意的時候分贓不均產生的戰爭。在中國曆史上，中國出現幾次商業的繁榮，原則上本來可以把繁榮延續下去。一次是唐朝，唐朝一直做生意做到了歐洲、做到了西方，唐朝的繁榮典型地是商業繁榮；一次是宋朝，宋朝鼓勵貿易，從汴京到後來的臨安，一片以商業為中心的商業都市；明朝後期，外在環境相對寬鬆，使明朝後期的商業也繁榮起來。但中國也出現了一種現象，就是幾千年來商人的權益和地位沒有製度上的保障。中國幾千年的皇權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而中國的老百姓，包括商人，也常常習慣於被剝奪，維護自己的權益沒有任何基礎。中國能否最終走向現代化，一個根本決定因素，就是中國所有階層是不是具備真正的契約精神，達到完整的統治者和老百姓權利平等狀態，從結構到體製能夠給中國所有人一種安全感。
中國現在的繁榮是好的，改革也是好的。但我們發現中國在社會穩定方麵確實有很古怪的現象，即在這一繁榮的背後，包括很多企業家在內的不少中國老百姓感覺缺少安全感。國家對企業保護到底是什麽政策？一個政策的變動可能會讓一批企業明天就消失掉。中國一方麵大量資金外流，另一方麵缺少辦法把資金回收投入到可以讓中國繼續繁榮的生產建設中來。老百姓維護自己權益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既沒錢也沒權。政府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力量來保民生，但很多資金在到達老百姓手裏之前就已經煙消雲散，不知道流失到了哪裏。
過去改革開放充滿成就，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而現在創造財富，尤其是通過創新創造財富的速度在變慢。如果沒有新的社會發展體係創造出新的財富，我們將會麵臨繁榮不可持續的境況。政府的管理者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後來我們發現政府管理者深刻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要不然不會進一步強調改革，要不然不會有溫家寶總理這次在兩會後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些話。但是，從認識到最後能夠變成現實，從認識保護每一個階層利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權益，到最後真正做到每個階層利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權益，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隻有這個過程實現了，中國長久繁榮的局麵才會形成。而所有這一切絕對再也不能隻能靠農民力量、工人力量，也不能純粹靠政治家力量，必須所有力量結合起來，尤其是不能小看商業的力量。
中國未來的發展，商人階層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少是可以位列起主導作用的最重要階層之一的。我一直認為既然中國已經不能再回到閉門自守、封閉時代，必須經過一個從無序走向有序的商業時代，那麽，通過商業時代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讓誠信、負責、透明、平等、自願等商業精神成為新一代中國人的精神，是我們很重要的任務。商業時代最終的結果一定不是以權錢交易、官商交易、利益集團為主，如果以這些為主，中國商業將會停止發展。商業時代應該真正以商業精神、平等互利的原則為主，以政府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以及企業和社會之間的契約精神而主導，這才是中國能取得長治久安的基礎。
為達到這個基礎，中國應該做兩方麵的努力：第一方麵是企業家自身的努力，我們不要小看我們在座每一個人的努力，這一努力實際上非常重要，因為任何一個個人的力量如果跟整個團體的力量方向一致，將產生巨大的推動力，我相信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希望自己在透明、公正、充分自由、充分信息透明以及充分資源共享的社會環境下生活。我最大的願望是中國企業家聚在一起的時候，關注的話題再也不是中國的環境和政治動向，而是我們的生意應該怎麽做就好。這個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包含我們自身品格的修煉。
請中國民營企業家離權力遠一些，請中國民營企業家離權貴遠一些，因為你這樣做，是在推動中國商業文明的發展、推動整個國家平安，並且建設性地走向更加繁榮的時代。如果忙著權力尋租，結果是對你自己沒有長遠的好處，也傷害了中國的健康發展。我們能做到這點嗎？不權力尋租能夠做生意嗎？我認為能做到，盡管中國一些資源型行業確實被控製了，但是一個國家商業完善的時候，70%國民經濟總收入原則上應該從服務行業產生，而服務行業幾乎不可能用資源壟斷。因此，我比較建議並鼓勵在座的企業家盡可能在服務領域發展。
企業家要從自身做起，這兩天大量企業家談論人品問題、品格問題、素質問題，從我見到的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家來說，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人品確實不錯。做生意可以用計謀、可以利用資源，但是，不能敗壞自己的人品。
另一方麵是政府也應該主動做更多的事情。我相信中國政府會做更多的事情，這個事情包括政府應該進一步鼓勵中國商業發展，應該從自身做起，弘揚嚴格的契約精神，讓大家有更多的安全感；應該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讓中國通過商業繁榮帶動文化繁榮。如果這個繁榮能夠持續的話，我們可以不誇張地說，在30年之內，將會有中國本土獲得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包括可能會出現世界著名的文化領袖、文學領袖、思想領袖、哲學領袖，所有這一切基於中國商業持續繁榮為前提。
希望我們的時代不僅會產生著名的政治家和企業家，也會再次產生像李白、杜甫、蘇東坡，甚至新一代的孔子、老子。中國的每一個公民都一起努力，實現真正平等的、互相權利得到保證的、商業繁榮的社會，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繁榮的社會而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俞敏洪在首屆中國企業領袖力年會上的講話
大家好！
這兩天講話比較多，該講的話已經講不少。我還是很興奮這麽多嘉賓從各個角度來闡釋領袖力，尤其是商業領袖力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從中國傳統意義到西方的西點軍校，到對於中國政府和企業以及企業家的關係態度上，我們一直在尋求一種未來中國發展瓶頸的突破，以及中國長治久安這種渴望或者需求的解決之道。
中國其實已經遇到了千年難得的繁榮盛世，我們非常慶幸生活在強盛的時代，我們在座的很多人眼見中國從貧困、封閉的狀態走向改革開放，走向中國今天在世界經濟和市場中的地位。這個過程中我們充滿驚喜，不過心中也有一種擔憂。這種擔憂可能是飄浮在我們上空的大大問號，這個問號就是這種繁榮到底能持續多久？經濟因素作用於政治，政治以更大的反彈力作用於經濟，企業家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其實更加希望自己能夠參與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以及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發展，為未來更加公平和市場化的發展空間爭取更大的保證。大家直覺意識到如果中國經濟發展，而商人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安全感不能保證的話，可能現在的繁榮就像中國曆史上五千年不斷重複的那樣，一切都將會是曇花一現和過眼煙雲。
這也正是現在中國很多論壇也是今天論壇的一個主題。剛才錢文忠講到了中國傳統商人的地位以及為什麽中國商業社會從來沒有形成的一些重要原因。在我研究世界文化的時候，我發現世界文化總會有這樣一種現象，這個現象就是任何一個世界文明的繁榮，都是以商業開始，以文化的繁榮為頂峰。我們從古希臘文明就可以看到，古希臘的文明繁榮來自於地中海地區希臘和周邊民族的貿易，甚至不惜代價掠奪財富帶來的這個地區財富的增加，財富的增加導致了知識的發展、創新能力的發展，結果是文化和文明的繁榮。我發現這樣一種循環，先是做生意，做生意帶來社會繁榮，社會繁榮帶來文化繁榮，如果做生意的模式可以持續下去，文化也會不斷出現新的偉大局麵。如果一旦出現戰爭或者出現某種統治和意識形態導致商業文化衰退，所有文化文明就會終止。
古希臘文明是這個模式，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從英國開始，英國財富積累是靠貿易和掠奪雙管齊下，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貿易以及用鴉片進行的貿易，帶來中國和英國的戰爭，英國的繁榮是靠掠奪性貿易來的。英國開始確實為商人奠定了一個地位，這個地位來自於英國大憲章，政府包括國王在內，不能隨意對商人或者貴族征稅，必須通過貴族聯合起來同意，國王才能征稅，從此限定政府或者限定國王可以隨便傷害商人的權力。這也為什麽導致了西方後來能夠發生工業革命、商業革命、信息革命，到現在還可以持續不斷的商業發展。
美國更不用說了，美國開始就是鼓勵做生意的，美國和英國的戰爭也是因為做生意的時候分贓不均產生的戰爭。在中國曆史上，中國出現幾次商業的繁榮，原則上本來可以把繁榮延續下去。一次是唐朝，唐朝一直做生意做到了歐洲、做到了西方，唐朝的繁榮典型地是商業繁榮；一次是宋朝，宋朝鼓勵貿易，從汴京到後來的臨安，一片以商業為中心的商業都市；明朝後期，外在環境相對寬鬆，使明朝後期的商業也繁榮起來。但中國也出現了一種現象，就是幾千年來商人的權益和地位沒有製度上的保障。中國幾千年的皇權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而中國的老百姓，包括商人，也常常習慣於被剝奪，維護自己的權益沒有任何基礎。中國能否最終走向現代化，一個根本決定因素，就是中國所有階層是不是具備真正的契約精神，達到完整的統治者和老百姓權利平等狀態，從結構到體製能夠給中國所有人一種安全感。
中國現在的繁榮是好的，改革也是好的。但我們發現中國在社會穩定方麵確實有很古怪的現象，即在這一繁榮的背後，包括很多企業家在內的不少中國老百姓感覺缺少安全感。國家對企業保護到底是什麽政策？一個政策的變動可能會讓一批企業明天就消失掉。中國一方麵大量資金外流，另一方麵缺少辦法把資金回收投入到可以讓中國繼續繁榮的生產建設中來。老百姓維護自己權益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既沒錢也沒權。政府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力量來保民生，但很多資金在到達老百姓手裏之前就已經煙消雲散，不知道流失到了哪裏。
過去改革開放充滿成就，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而現在創造財富，尤其是通過創新創造財富的速度在變慢。如果沒有新的社會發展體係創造出新的財富，我們將會麵臨繁榮不可持續的境況。政府的管理者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後來我們發現政府管理者深刻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要不然不會進一步強調改革，要不然不會有溫家寶總理這次在兩會後記者招待會上說的那些話。但是，從認識到最後能夠變成現實，從認識保護每一個階層利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權益，到最後真正做到每個階層利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權益，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隻有這個過程實現了，中國長久繁榮的局麵才會形成。而所有這一切絕對再也不能隻能靠農民力量、工人力量，也不能純粹靠政治家力量，必須所有力量結合起來，尤其是不能小看商業的力量。
中國未來的發展，商人階層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少是可以位列起主導作用的最重要階層之一的。我一直認為既然中國已經不能再回到閉門自守、封閉時代，必須經過一個從無序走向有序的商業時代，那麽，通過商業時代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讓誠信、負責、透明、平等、自願等商業精神成為新一代中國人的精神，是我們很重要的任務。商業時代最終的結果一定不是以權錢交易、官商交易、利益集團為主，如果以這些為主，中國商業將會停止發展。商業時代應該真正以商業精神、平等互利的原則為主，以政府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以及企業和社會之間的契約精神而主導，這才是中國能取得長治久安的基礎。
為達到這個基礎，中國應該做兩方麵的努力：第一方麵是企業家自身的努力，我們不要小看我們在座每一個人的努力，這一努力實際上非常重要，因為任何一個個人的力量如果跟整個團體的力量方向一致，將產生巨大的推動力，我相信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希望自己在透明、公正、充分自由、充分信息透明以及充分資源共享的社會環境下生活。我最大的願望是中國企業家聚在一起的時候，關注的話題再也不是中國的環境和政治動向，而是我們的生意應該怎麽做就好。這個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包含我們自身品格的修煉。
請中國民營企業家離權力遠一些，請中國民營企業家離權貴遠一些，因為你這樣做，是在推動中國商業文明的發展、推動整個國家平安，並且建設性地走向更加繁榮的時代。如果忙著權力尋租，結果是對你自己沒有長遠的好處，也傷害了中國的健康發展。我們能做到這點嗎？不權力尋租能夠做生意嗎？我認為能做到，盡管中國一些資源型行業確實被控製了，但是一個國家商業完善的時候，70%國民經濟總收入原則上應該從服務行業產生，而服務行業幾乎不可能用資源壟斷。因此，我比較建議並鼓勵在座的企業家盡可能在服務領域發展。
企業家要從自身做起，這兩天大量企業家談論人品問題、品格問題、素質問題，從我見到的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家來說，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人品確實不錯。做生意可以用計謀、可以利用資源，但是，不能敗壞自己的人品。
另一方麵是政府也應該主動做更多的事情。我相信中國政府會做更多的事情，這個事情包括政府應該進一步鼓勵中國商業發展，應該從自身做起，弘揚嚴格的契約精神，讓大家有更多的安全感；應該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讓中國通過商業繁榮帶動文化繁榮。如果這個繁榮能夠持續的話，我們可以不誇張地說，在30年之內，將會有中國本土獲得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包括可能會出現世界著名的文化領袖、文學領袖、思想領袖、哲學領袖，所有這一切基於中國商業持續繁榮為前提。
希望我們的時代不僅會產生著名的政治家和企業家，也會再次產生像李白、杜甫、蘇東坡，甚至新一代的孔子、老子。中國的每一個公民都一起努力，實現真正平等的、互相權利得到保證的、商業繁榮的社會，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繁榮的社會而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