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忘恩負義
作者:趙楚
1945年5月7日，丘吉爾以戰時首相的身份向整個帝國宣布了戰爭勝利的消息，數日後，戰時內閣解散，英國國內生活恢複到和平時期的樣子，新一屆大選即將登場。在兩個月後的大選中，出乎所有人意料，領導戰時英國經曆血火風暴走向最後勝利的丘吉爾輸掉了。對此，丘吉爾引用古羅馬著名傳記作家普魯塔克的話說：對本民族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成熟的標誌。講上述這段話的普魯塔克是羅馬初盛時代的希臘人，他說的這看似普通的一段箴言，背後卻映射了希臘早期曆史上對後世影響巨大的現象，即在雅典的全盛時代，城邦政治中無數傑出的政治家都遭遇了不幸的下場。
發生於公元前490年，決定希臘興衰的馬拉鬆戰役，其天才指揮者是米太亞德，他因為高尚的品德和關鍵時刻展現的勇氣而受到雅典人的敬仰。然而，在其晚年，雅典人擔心其巨大的個人影響和權勢會轉化為專製的王權，因此通過當時法律允許的投票程序放逐了他。他因此流落他鄉，度過了極其淒慘的晚年。與馬拉鬆戰役同時期影響希臘命運的戰事還有薩拉米海戰，指揮這一戰役的著名將領地米斯托克利命運與米太亞德幾乎完全一樣。富勒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戰略家之一，他的名著《西洋戰爭史》以薩拉米海戰為全書的開篇，因為他認為，此戰不僅保全了希臘，也奠定了希臘代表的西方文明興起的根基，開啟了其漫長勃興的曆程。可是，作為一位公德和功勳堪稱蓋世的人物，其下場照樣是被同胞無罪懲罰，竟至於逃亡到波斯，要受其宿敵的保護。
翻閱普魯塔克、波奈斯以及其他記述早期希臘人物和曆史的著作，人們會發現，這類無罪卻懲罰社會中流砥柱人物的例子比比皆是。何以如此？這實際上揭示了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製度在運行原理方麵的根本差異，同時，也是希臘的民主會失敗的原因。
在希臘的時代，古典民主的最高法理就是今日中國人並不陌生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多數決原理。因為民主將權力的性質界定為委任和選舉，因此，多數人的意誌就成為一切法律行為的不易之道。然而，多數人，或者普通大眾在危機來臨時，並不能提供社會存續的決定性智慧和勇氣，那是屬於偉大的傑出人物的專利，以此，社會之中，精英人物和大眾則恒久處於潛在緊張和對抗的狀態之下——當精英人物憑借自身積聚的武力實行統治，是為僭主，而當大眾采取行動限製和處罰精英人物，這是民粹。二者或居其一，很少處於緊張卻均衡的狀態。
大眾如此固執地一再以莫須有的罪名處罰和壓製精英人物，這表明一種公眾信念，即少數社會權貴與大眾的利益總是天然敵對的。這與現代民主的精神是一脈相通的。然而，現代民主製度之下，丘吉爾雖然敗選，其失敗後的命運卻遠非希臘的前輩們可比。他失去了權力，卻可以安然旅行全球，發揮其個人的影響，時而悠遊林下，時而著書立說，甚至可以卷土重來。
希臘的古代民主因為對於精英的過度警惕而喪失了社會最寶貴的資源，日積月累，遂埋下衰敗的根基。而現代民主則與此相反，在設定對權貴的種種限製之後，在憲政和普遍法治的涵蓋之下，也顧及保護精英作為社會少數的基本利益。換句話說，現代社會正義的基點並不是所謂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值，而是極少數人的最小利益值。大眾與精英在此種原理之下獲得了某種動態的均衡，然後社會平等的法律與倫理提供了社會上下的流動性，從而使社會保持張力。
回到開頭，人們會看到，自古以來，民主盡管其運行原理頗有區別，有一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社會怎樣受惠於偉大人物，大眾卻不可因為任何偉大的恩惠而賦予精英超越法律的特權，或允許他們自行攫取任何類似的權力。因為，一旦後者獲得了這些權力，社會的利益受到長期損害就將是難以避免的。
所以，當人們展示對民主這一現代製度的向往，或許不應忘記，決定民主成敗的是大眾與精英利益的均衡，而不是基於什麽曆史恩義等倫理的關係。從根本上說，真民主總是忘恩負義的。
（摘自《新周刊》）
1945年5月7日，丘吉爾以戰時首相的身份向整個帝國宣布了戰爭勝利的消息，數日後，戰時內閣解散，英國國內生活恢複到和平時期的樣子，新一屆大選即將登場。在兩個月後的大選中，出乎所有人意料，領導戰時英國經曆血火風暴走向最後勝利的丘吉爾輸掉了。對此，丘吉爾引用古羅馬著名傳記作家普魯塔克的話說：對本民族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成熟的標誌。講上述這段話的普魯塔克是羅馬初盛時代的希臘人，他說的這看似普通的一段箴言，背後卻映射了希臘早期曆史上對後世影響巨大的現象，即在雅典的全盛時代，城邦政治中無數傑出的政治家都遭遇了不幸的下場。
發生於公元前490年，決定希臘興衰的馬拉鬆戰役，其天才指揮者是米太亞德，他因為高尚的品德和關鍵時刻展現的勇氣而受到雅典人的敬仰。然而，在其晚年，雅典人擔心其巨大的個人影響和權勢會轉化為專製的王權，因此通過當時法律允許的投票程序放逐了他。他因此流落他鄉，度過了極其淒慘的晚年。與馬拉鬆戰役同時期影響希臘命運的戰事還有薩拉米海戰，指揮這一戰役的著名將領地米斯托克利命運與米太亞德幾乎完全一樣。富勒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戰略家之一，他的名著《西洋戰爭史》以薩拉米海戰為全書的開篇，因為他認為，此戰不僅保全了希臘，也奠定了希臘代表的西方文明興起的根基，開啟了其漫長勃興的曆程。可是，作為一位公德和功勳堪稱蓋世的人物，其下場照樣是被同胞無罪懲罰，竟至於逃亡到波斯，要受其宿敵的保護。
翻閱普魯塔克、波奈斯以及其他記述早期希臘人物和曆史的著作，人們會發現，這類無罪卻懲罰社會中流砥柱人物的例子比比皆是。何以如此？這實際上揭示了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製度在運行原理方麵的根本差異，同時，也是希臘的民主會失敗的原因。
在希臘的時代，古典民主的最高法理就是今日中國人並不陌生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多數決原理。因為民主將權力的性質界定為委任和選舉，因此，多數人的意誌就成為一切法律行為的不易之道。然而，多數人，或者普通大眾在危機來臨時，並不能提供社會存續的決定性智慧和勇氣，那是屬於偉大的傑出人物的專利，以此，社會之中，精英人物和大眾則恒久處於潛在緊張和對抗的狀態之下——當精英人物憑借自身積聚的武力實行統治，是為僭主，而當大眾采取行動限製和處罰精英人物，這是民粹。二者或居其一，很少處於緊張卻均衡的狀態。
大眾如此固執地一再以莫須有的罪名處罰和壓製精英人物，這表明一種公眾信念，即少數社會權貴與大眾的利益總是天然敵對的。這與現代民主的精神是一脈相通的。然而，現代民主製度之下，丘吉爾雖然敗選，其失敗後的命運卻遠非希臘的前輩們可比。他失去了權力，卻可以安然旅行全球，發揮其個人的影響，時而悠遊林下，時而著書立說，甚至可以卷土重來。
希臘的古代民主因為對於精英的過度警惕而喪失了社會最寶貴的資源，日積月累，遂埋下衰敗的根基。而現代民主則與此相反，在設定對權貴的種種限製之後，在憲政和普遍法治的涵蓋之下，也顧及保護精英作為社會少數的基本利益。換句話說，現代社會正義的基點並不是所謂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值，而是極少數人的最小利益值。大眾與精英在此種原理之下獲得了某種動態的均衡，然後社會平等的法律與倫理提供了社會上下的流動性，從而使社會保持張力。
回到開頭，人們會看到，自古以來，民主盡管其運行原理頗有區別，有一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社會怎樣受惠於偉大人物，大眾卻不可因為任何偉大的恩惠而賦予精英超越法律的特權，或允許他們自行攫取任何類似的權力。因為，一旦後者獲得了這些權力，社會的利益受到長期損害就將是難以避免的。
所以，當人們展示對民主這一現代製度的向往，或許不應忘記，決定民主成敗的是大眾與精英利益的均衡，而不是基於什麽曆史恩義等倫理的關係。從根本上說，真民主總是忘恩負義的。
（摘自《新周刊》）
